凡人必要取名，取名必分姓与名，姓名既是人的符号，又是人们彼此相区别相联系的一个记号。自古以来，人们对自己姓名十分珍视，我国的姓与名，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，才发展到了今天人们所惯用的姓名。在我国古代，并不是一开始就使用姓与名的，而是先有姓氏，后有名、字、别号等。
古人说：“赐子千金，不如教子一艺；教子一艺，不如赐子好名。”确实是这样。中国人历来讲究取名。中国人重视名字并非无缘无故。在中国人的心目中，名字在人的一生中具有重要意义，并非只是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符号。
作为一个符号的姓与名，虽然不能决定人的命运，但它却一直带有时代的信息，铭刻着文化观念，留下了家族血统的烙印，凝聚着父母对孩子的深情厚意和殷切期望，隐寓着不同的理想抱负、情趣、爱好与目标追求，它对人生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。名字是家庭教育的起步，是父母对孩子人生前景的信息密码的锁定，是强化个人愿望或社会责任的“固化剂”。灌注着人生信念的名字，将规范、作用和影响着人的一生。
自古以来，人们就非常重视取名。古代贤哲尹文子说过：形以定名，名以定事，事以验名。这就是说，观察辨别事物、人物必先定名而后才可以成事。荀子也曾说：“名有固善，径易而不拂，谓之善名。”意思是说：名有完善之名，平易好懂而不被人误解之名，可以说是好名。为了起一个好名，年轻的父母总要翻开厚厚的辞海、辞源，搜肠刮肚，绞尽脑汁，试图为自己的宝贝起个好名字，正如近代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所说：“一名之立，旬月踟蹰”。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，名字甚至可以决定人的前途和命运。清代同治七年，时逢全国科举考试，江苏考生王国钧，名列前茅，荣幸参加殿试，本为一等，因慈禧太后见他的名字与“亡国君”谐音，大为不满，马上下旨降为殿试三等。王国钧被发往安徽任知县，又被议改任教职，在山阳县任教官20年，才以才干卓著被选任云南某县令，未上任便去世。清代光绪三十年，直隶人刘春霖参加科考名列进士三甲末等，因其名“春霖”有春雨之意，再加其姓与“留”谐音，很受慈禧太后青睐，她认为此人名字吉祥，符合自己恩泽永垂的心境，便下旨将刘春霖拔为甲等第一，成为清代最后一名状元。
唐代诗人李贺，也因受父亲名字的牵连而身受其害。才华横溢的李贺在准备参加全国大考之时，有人诋毁他，说李贺的父亲名晋肃，而“晋”与进士的“进”同音，是犯讳的。李贺遂不敢去应试。更为惨烈的是，清代雍正年间的礼部侍郎查嗣庭，仅因牵涉帝王之名，终至家破人亡，惨不忍睹。他出任江西考官，取《诗经》中“维民所止”一句为科考试题，竟被人诬为心怀叵测，暗示雍正要被砍头，其根据就是“维”字为“雍”字去掉头，而“止”字为“正”字去掉头。最后不仅自己病死狱中，而且惨遭屠尸枭首。虽然这都是在封建社会中与严格的等级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，但也足以见名字对于一个人的重要性。要取好名，首先要名正，名正才能言顺。宋代大名士苏洵，曾为其兄正名而专门写下一篇典范之作，题目是《仲兄字文甫说》。苏洵的仲兄（二哥）名叫苏涣，字公群。苏洵读《易经》之后认为仲兄之名字不妥，建议用“文甫”来取代“公群”。苏洵在文章中论述人生哲理，倾注了他的人生信念，是一篇笔力雄健的正名之作。
如果名字不正，言传则不顺，有时还会留下笑柄，贻笑大方。明朝熹宗时大宦官魏忠贤，本是一个无赖，原名李进忠，事奉宦官魏朝而改名。他与熹宗的奶妈客氏私通，因客氏之故而得熹宗信任，渐掌朝政。他广结羽翼，遍置死党，朝中排斥打击正直忠臣，朝外压迫东林名士。媚事者竟拜伏呼他为“九千岁”，各地督抚为他建生祠以祀。这样一个大奸贼，既不忠，又不贤，最后落下一个千古骂名。因为魏与未同音，魏忠贤岂能有好下场。南宋大奸臣秦桧，字会之。秦桧为人阴险，本性残忍，喜好谀言，大肆迫害忠良，冤案不可胜数，其中以陷害岳飞等最为昭彰。其所作所为，正好与他的名“桧”相吻合，“桧”是一种刺柏，浑身是刺，到处刺人。
虽然好名配好人不是绝对的，但我们要力求名正言顺，正如儒雅风流的苏东坡所说，“世间惟名实不可欺”。现在，我国独生子女家庭中年轻的父母们为了孩子宏途无量，飞黄腾达，在名字上就开始苦思冥想、引经据典了。一个好的名字，蕴含着一种期望。
名正是金。有了正名的意识，便可以取好名。何谓好名？虽然“见仁见智”，但有一点是大家共识的，那就是名字作为社会交往的工具，要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。名字不仅仅是自我评价问题，还有一个他人审美、社会评价的问题。根植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名称，符合中国人的心理需求，是中国人的审美情趣与民族认同的反映。我们应力求做到人如其名，名以正人。